我家的坑上有棵大树——一棵百多年的大红果冬青。
这样的百年大树，靳江两岸寻不出几棵。
二0一七年七月一日，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把我们的土坑冲软，定格了这棵大树的生命。
事实上，如果不是大水冲垮，大红果冬青至少还可以再过上一百年以上的幸福生活，它是果树界的寿星。一般果树的寿命，像桃树不过十来年，梨树不超过二十年。橘树算是长寿的，就是那种有核的南橘，在细叔家后山有一棵，七十年了，现在还结果。与其他果树不同的是，红果冬青的果实可以食用，只是从不轻易把色香味出卖给人类。要懂得它的美味，最好请教小蜜蜂和燕雀、黑尾蜡嘴雀，或者白头翁也行。
大红果冬青树倒下之后，我们把它放在果园里自然风干。一年之后，新哥和德哥拉上电锯，把它栽成十多条矮树凳。又一年之后，新哥再请人刷上一层清漆。现在，这十几条满载靳江一个世纪历史的树凳就安放在它孩子脚边——另外五棵六十多岁的红果冬青树下。
二说来惭愧，在二0一六年我们重建房子的那一年前，我从来都没有 四
时光再倒回到八０年代，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林木的黄金时代。自一九七九年确定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植树节后，每年三月，每座山里都是挥舞的锄头和嗨哟嗨哟的口号声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整座整座、一排排统一颜色统一形状的绿色森林，大抵是那个年代植树的成果。当年评判一棵好树的标准是：长得快、笔直，乃是栋梁之材。作为一棵十几年即可长成建房和家具的上好木材的杉松之类，马尾松，以及山杉便是人工植树的首选。现在对树的审美完全打破有用无用论。越是长得慢，长得歪瓜裂枣，最好是浑身带刺，全身生疤，这样的树越是抢手货。比如皂角树、虎刺。
植树的单一性在几年之后陆续看出一些弊端。八十年代中期，马尾松毛毛虫大爆发。我那时正在石家湾一中读书，一条一条生着红黄色长毛的毛毛虫挂在教室外面的树枝上，叶片上。一片拇指大的树叶上可以趴满上百条食指大的毛毛虫，一条叠一条，就像善男信女挂的许愿布条。它们从瓦片底下，墙砖缝里，排着队拱到我们的教室里，和我们一起吸取书本的营养。毛毛虫一边考验我们的胆量，一边也给我们开了眼界。那个年头，每座山头都是全身红色，或者银灰色，我们称之为“洋咪咪”的直升飞机，打着圈圈喷农药。而在我们看来，那喷洒的长长白水雾，就像在搞特技表演。
不生毛毛虫的国际松很讨人喜欢，我们原本有一些本土树的山也被砍光，全部栽上国际松。我们的大红果冬青家族占的地盘不大，又生得偏僻，由此躲过改朝换代的命运。因而又多吹了近四十年的靳江风，成为本土原生树种中为数不多的几棵寿星树。
五为什么从八十年代起大力提倡植树，这又得再退回去三十年。
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至七十年代，大家都在砍树。一为生计：人们需要柴火做饭，取暖。从七十年代末开始，双狮岭的煤碳开始进入平常百姓家，砍柴的生活方式才慢慢淡出历史舞台。二还是为生计：只不过砍掉树木是为种经济作物。我们队里的后山，在我的记忆中就是花生、黄豆以及红薯的世界。以至我一直以为这就是山的本来面目，山就是拿来种花生黄豆的。一直到九十年代，一夜之间经济作物大家都懒得种了，说是不划算。几年之后，山里就开始生野树。三十年过去，大自然把后山打扮得原始森林一般。山里什么树都有，什么鸟也有，你不带柴刀、不带手电筒、不找一个当地老农带路，休想进得山去。
七十年代靳江河边还开始引进另一种经济林—油桐树。油桐籽榨桐油，是很好的经济树种。不过，现在这种树并不因油桐籽闻名，而是树叶。油桐叶一到秋天就变得橙黄，随着冬季来临，又会变得一片火红，风一吹，层层叠叠的树叶析出无数个层次，直把靳江染成一条彩色的河流。它有一个能勾起文人诗兴大发的学名：乌桕。九十年代时油桐树已遍布河岸，它的引种成功同时也意味着河边草时代的终结，河边林时代的来临。在铁轨铺上河道前，一些有眼光的人，或者说是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，立刻把大油桐树挖了去。现在，河坑上基本只剩一些十公分以下的小油桐树了。还有零星几棵二十公分以上的大油桐树，因为太靠水边，无法挖出而成为幸存者。
平淡是真，人生如此，树生亦如此。我们的大红果冬青要再次感谢自己姿色平平，能力平庸。没有一个文人会写一首诗来赞美它，没有一条虫子会瞧得上它。且不说毛毛虫那样的美人虫，连白蚁那样的小不点看到它都拐着弯走。旁边的香樟树被白蚁蛀得花猫一样，冬青的皮还是光溜溜的，几乎没有虫蚁留下过足迹，最多只有几条鼻涕虫来抱大腿——它的皮常年保持湿润。果实没有任何价值，既不能榨油，也不能像桃梅李果一样能巴结人的嘴巴。一串串朝天举着，像糖葫芦。它年复一年举着糖葫芦在靳江沿岸叫卖，只有那群与它一样姿色平平的乡下鸟，从四面八方赶来捧场。
不过，作为一棵已经成年的树，要逃脱五八年大炼钢铁的重任几无可能。这又亏得它大气晚成的气质。当年它已经四十多岁，还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单身汉，只人一条大腿粗。像它那个年纪，构树早已儿孙满堂。就是香樟，孩子也差不多一样高了。冬青一根独苗立在高坑之上，无人打其主意。在垅中大树一律大炼钢铁时，它便成了靳江两岸鸟类最后的一棵救命树。也就是这一年，一群好吃的鸟把它的籽吐在高坑之上。由此，五个孩子便在它四周生根发芽。
六
时钟再往回拔，到了它独自成长的青少年时期。
一九四九年秋，解放军雄赳赳从冬青树旁过，那是林彪的部队从湘潭来，经大屯营镇，往长沙去。公公本家的一个堂妹，时年十五岁，不惜削发为尼相要挟，要去参军。被关三天后，乘人不备，跳窗而逃，一双赤脚追到长沙，终赶上大部队，成了南下干部。这一去就是六十年。再回乡，父母已去，田园变样，只有冬青树还在老地方等她。冬青树长得越发高大壮实，而小姑娘变成一个拄着拐杖，白发苍苍，操一口纯正的广东话和普通话的外乡客，宁乡话讲出来，没几个人听得懂。也许大红果冬青树能听明白，毕竟多年以前两个曾是要好的玩伴。
解放军过路之前，一九四五年秋，冬青树目睹日本人从垅里对门的廖家巷子过，枪上的刺刀已取下，他们投降了。而在这一年的正月初一，公公和大叔趴在冬青树下大气都不敢出。河对门的蒋家湖方向，陈敦和的自卫队与日本人正打仗。子弹唆唆从兄弟俩头上飞，事后两兄弟打扫战场，冬青树毫发未伤，附近草丛里捡了整整两担枪弹壳。到底是兄弟俩护住了冬青树逃过战火，还是冬青树保佑兄弟俩躲过子弹，谁也说不清。
七时光再退回去十多年，回到民国二十年代，公公在和他差不多高的冬青树下放牛，拴牛绦绳。老牛爱嫩草，嫩树苗也逃不出牛掌心。嫩树苗不是被牛脚捅成两段，就是被牛扯了嫩叶，要不然就是当拴鼻棍，或者牛脖子的按摩棒。当年小冬青能从牛嘴下逃生，归根于又苦又涩的叶片。牛模样老实，肚子里却是精明的。在嫩草与嫩苗遍地的时代，去追求一棵小苦树绝对不是一头牛该干的事。
牛啃着嫩草嫩树苗，赤练蛇、大王蛇、黄鼠狼就在草丛里钻来钻去，竹鸡在河坑上发出一长串喝彩：河中一长排木船，船上是堆成小山一样的煤炭，艄公站在船头撑竹篙。煤炭沿靳江河下行，过道林，在洋湖进入长沙市。
煤炭来自靳江上游的双狮岭煤矿，公公的父亲正在矿里指挥工人挖煤炭，他是把头。公公的爷爷曾跟随曾国藩手下大将，家住石家湾的族兄周达武去四川打仗。仗打完两人各带了一个漂亮的川妹子回来，其中一个成了公公的奶奶。
一九零六年，这一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腾不起多少浪花，但在白泥塘的历史以及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却意义重大。公公的爷爷在这一年看中这块靠靳江河边的小山，从此安家乐业，生根散叶。他在自己的土地上栽下一棵小冬青幼苗。
同年，周达武的儿子周家纯（后改名朱剑凡）毁家办学，把祖上祠堂改建成学校——即今日宁乡九中。不久，学校里栽下两棵桂花树。
八在某些方面，对于某种植物的偏爱是有传统的，同时也反映出人的某些品性。九十年代时，新哥也曾尝试在他房子旁边再栽几棵大冬青树，只不过，他想方设法搞来的大冬青树，没有一棵成活。
若干年之后他才明白，大冬青树是一种对生养的土地极度忠诚的树，扎根在哪里就只认哪里的水土。移栽，便以死相抗，绝不离开自己的故土。而以现在的科技要栽活也绝非易事。除非，砍掉它的头颅，卸下大部份的枝条，再把它脚底下的那块土地一并移栽。不过这样一来，就像一个整了容的人，再也不是原来的自己了。
回头再看，百年前，祖上为什么要栽这样一棵树，这实则是，冬青树与主人一样志趣相合，都能经受考验与磨难。且都——大器晚成。与大红果冬青树一样，祖上四十岁才开花结果。
九我们一大家子十几号人坐在矮树凳上，听九十多岁的公公和大叔讲家族传奇故事。“叮——”，九中的上课铃声飘过河。“唧哩咕噜，吧唧吧唧……”一大群刚从北方赶来南方越冬的黑尾蜡嘴雀、燕雀飞落到红果冬青树顶。红果冬青树在蓝色的琉璃瓦屋顶以及土黄色的大理石窗前，摇曳着火红的果实——亦如旧时在红砖瓦屋木窗、土坯茅屋纸窗前一样，多情而热烈。
作为当年栽红果冬青树的第四代后人，我会守着它老去，一如它守着我老去。
(本期供图：肖辉跃）
作者简介
肖辉跃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中国科普作协会员，长沙市作协会员，毛泽东文学院散文班学员。著有自然文学集《飞跃高原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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